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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技术出资的隐名股东基于股东义务,提供技术支持等劳务虽成立工作的事实,但不认定构成劳动关系  

2016-01-24 16:43:10|  分类: 司法实务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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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技术出资的隐名股东基于股东义务,提供技术支持等劳务虽成立工作的事实,但不认定构成劳动关系

成都某科技有限公司诉王某劳动关系案

[研究要点]

以技术出资的隐名股东基于其股东义务在参与公司运营过程中提供技术支持等劳务,虽成立工作的事实,但不应认定构成劳动关系。

 [案情]

原告:成都某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王某

第三人:成都贝码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原告成都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诉称,2008327日,案外人成都佳益物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益公司)与贝码公司签订《协议书》。主要约定,佳益公司以50万元购买贝码公司长输管线软件知识产权。该协议第四条和第五条中虽有贝码公司主要技术开发人员进入新公司作为主要技术人员进行开发工作等内容,但该协议仅为佳益公司与贝码公司之间权利义务的约定,并未指明进入新公司进行开发工作的具体人选,不能用于证明新成立的某公司与贝码公司的主要技术开发人员已建立了劳动关系。事实上,某公司自成立之日至今从未与贝码公司的任何一名原员工建立劳动关系。次日,佳益公司与王某就长输管线安全管理系统软件转化为商品项目签订《合作协议》。主要约定,佳益公司与王某专门成立新公司,王某以技术投入享有 15%的分红股权,且今后新公司无论如何增资扩股、股东变动,该分红比例保持不变,但其对注册资金不能提出权利要求。合作协议签订后,考虑到以发起方式设立新公司手续繁琐、周期较长,故佳益公司将其子公司成都维嘉化工投资有限公司以更改投资和分红比例的方式新设立某公司,并重新制订了公司章程。同年87日,某公司经工商部门核准设立。由于合作协议中约定王某对新公司的注册资金不能提出权利要求,故未将其列入股东名册。其后,作为合作方的王某为体现其技术投入的价值,早日分红,也做了一些具体工作。根据合作协议,原告从不对其进行管理和考勤,也不以任何形式向其发放任何报酬。王某为履行合作协议之需,对外自称某公司副总经理,并以该职务从事经营活动,但某公司从未向其发放任命其为任何职务的聘书或其他文件。直至20091218日,某公司从未对外签订过一份正式合同,经营状况十分惨淡、难以为继,不得已宣布解散,遣散人员,暂停一切经营活动,且未授权任何人继续从事经营活动。合作协议的履行彻底宣告失败,佳益公司50万元的投入血本无归,对此,熟谙长输管线安全管理系统软件市场及技术的王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合作方,王某本应勇于担当合作协议履行失败的结果,但其却落井下石,在分红无望的情况下,竟然向人员已解散、经营陷入困境、总资产为负的某公司提出支付工资、给付社会保险待遇的劳动争议仲裁请求。王某虽在申请书中称某公司拖欠其巨额工资,但其却在2010910日仲裁庭审中承认了以下事实,即某公司为正式员工都办理了工资卡,但从未为王某办理;某公司一直向正式员工按月发放工资,但从未向王某发放。原告认为,以上事实能够证明王某与某公司正式员工之间的差异,同时结合合作协议的内容,能进一步说明王某不是与某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的普通员工,而是佳益公司在长输管线软件转化为商品项目的合作伙伴,其与佳益公司是平等互利、风险共担的合作关系,这也是作为贝码公司所开发长输管线软件知识产权的购买方佳益公司的高明之处。如王某与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那么熟谙该软件和市场的王某无论付出努力与否,均可旱涝保收,而佳益公司之前购买相关软件的50万元支出将极有可能无任何收益。所以只有把王某仅作为项目合作方,而不是将其作为某公司员工,才有可能做到双赢,使佳益公司的投资风险降到最低。这也正是在长达二十个月的整个合作期间,王某从未向某公司要求过工资及其他劳动待遇的真正原因。王某作为一个具有正常心智的成年人,能够在长达二十个月的时间漠视自己的劳动权利保障,答案是唯一的,即王某不是某公司的劳动者,而是佳益公司的合作者,其期待利益最终体现在技术投入分红上。综上所述,被告与原告的母公司佳益公司之间仅存在合作关系,与原告之间并无任何劳动关系,原告亦不对其进行管理和考勤,原告只是被告履行其与佳益公司之间合作协议的平台,被告在原告处从事的任何工作只能视为履行合作协议的行为。据此,原告某公司诉请人民法院判令:驳回王某要求原告一次性支付其工资100 000元、一次性支付其未签订合同的双倍工资55 000元、补缴20084月至200912月社会保险的请求。

被告王某辩称,被告与佳益公司之间虽然存在入股分红的合作协议,但并不影响被告与某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被告通过认识徐维嘉(某公司总经理,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怀先的儿子),口头约定被告的年薪为150 000元,担任某公司副总经理职务,事实上从事了某公司的人事招用、市场开发、技术负责等工作,双方具有劳动关系。原告应按仲裁确认的金额向被告支付工资、双倍工资和补缴社会保险。

第三人贝码公司称,20078月后,王某即非第三人的员工,第三人与佳益公司于2008327日签订《协议书》后,第三人并未委派王某到佳益公司或者某公司工作。本案与第三人无关,第三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法院经审理查明,王某原系案外人贝码公司的员工。2008327日,案外人佳益公司(甲方)与贝码公司(乙方)签订《协议书》。主要约定,甲乙双方为开发长输油、气管线安全信息系统等软件,在乙方前期初步开发的基础上,由甲方出资注册成立成都利霆贤软件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新公司)进行后续开发和系统升级换代、市场开拓等;甲方投资的新公司成立后,乙方前期开发的该项目所有技术成果、源代码及知识产权等均归新公司所有,甲方向乙方支付该项技术的前期开发补偿费50万元,并于2008430日前一次性付清;乙方原有人员中主要技术开发人员进入新公司作为主要技术人员进行开发工作,其余人员中一人进入新公司从事市场开拓工作,其他人员由乙方自行解决;乙方原有人员中进入新公司的人员,由新公司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其薪酬及待遇等均按新公司的规定办理;新公司办理注册期间,乙方进入新公司的人员开始在甲方指定的办公场所办公,同时办理与该技术有关的一切原始资料及源代码转移给甲方的相关手续等。同年429日,佳益公司向贝码公司支付了50万元。

2008328,佳益公司(甲方)与王某(乙方)签订《合作协议》。主要约定,为使长输管线安全管理系统软件转化为商品,甲乙双方同意就此成立成都利霆贤软件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利霆贤公司),所需注册资金由甲方出资;甲方以所出注册资金占 85%的分红股权,乙方以长输管线安全系统软件前期开发成果以及后期技术投入占注册资金15%的分红股权。甲方出具的注册资金总额全部归甲方所有,乙方在任何时候均不得对此提出权利要求,即乙方所占15%的股份比例指税后利润的分配比例;利霆贤公司今后无论如何增资扩股、股东变动,甲方承诺乙方所占分红股权为 15%;乙方的前期开发成果和后续开发成果,其知识产权均属于利霆贤公司等。

协议书及合作协议签订后,佳益公司并未办理利霆贤公司的注册登记,而是于20088月将其子公司成都维嘉化工投资有限公司更名为某公司,作为履行协议书及合作协议的公司载体,王某未列入某公司的股东名册。

20084月,王某作为长输管线项目团队的负责人组建工作团队,以佳益公司名义招聘了张晶亮、申巍等工作人员,某公司支付了除王某外其他工作人员的工资。王某以某公司副总经理的身份参与了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部管道分公司《阴极保护点位自动采集以及腐蚀分析软件技术咨询合同》等的投标、合同谈判及市场开拓等工作。其间,某公司未给王某发放工资,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也未与王某进行股权分红。20103月,王某将相关合同寄回新疆乌鲁木齐市。王某以打收条的方式从某公司领取过10000元。

20091218,某公司解散了长输管线项目团队的工作人员。

2010721,王某向成都市青羊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要求某公司支付工资300 000元、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137 500元、并承担社保费用。同年1013日,该仲裁委作出仲裁裁决书,认定王某与某公司具有劳动关系,遂裁决:某公司支付王某20个月工资100 000元、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55 000元、为王某补缴20084月至200912月的社会保险。某公司对该仲裁裁决不服,起诉来院。

2008年成都市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企业副经理(副厂长)年薪:低位数19121元、中位数60 000元、高位数273284元。

审理中,原告、被告双方对第三人陈述意见没有异议。

 

 

[审判]

青羊区人民法院认为,王某在某公司工作的事实成立。2008328日,佳益公司与王某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为使长输管线安全管理系统软件转化为商品,双方同意就此成立新公司即后来的某公司,所需注册资金由佳益公司出资;佳益公司以所出注册资金占 85%的分红股权,王某以长输管线安全系统软件前期开发成果以及后期技术投入占注册资金15%的分红股权。据此,某公司作为佳益公司与王某履行合作协议的平台,王某到某公司也是履行其作为技术投入的约定,以实现“长输管线安全管理系统软件转化为商品”的目的,王某与某公司之间无管理与被管理关系,某公司一直也未支付王某月工资,王某本人在工作期间也未提出异议,故王某到某公司工作系王某以此平台实现将长输管线安全管理系统软件转化为商品,并以15%的分红股权作为其回报。王某以其在某公司所作系列工作主张其与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因其系履行合作协议,故其理由不能成立。因王某与某公司无劳动关系,王某主张某公司支付其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于法无据,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因缴纳社会保险费不是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故本院对此不予处理。

据此,依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成都某科技有限公司不支付王某20个月工资100 000元;成都某科技有限公司不支付王某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55 000元。

宣判后,原被告双方均未提起上诉,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劳动力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劳动用工关系日益多元化,以技术入股的隐名股东在参与公司运营过程中所提供的技术支持等劳务,是基于其股东身份还是与公司建立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应着重考察其参与运营提供的劳动是否是其履行技术出资的附随义务,同时对案件事实进行综合权衡和判断。本案争议焦点在于:1.协议约定出资方式和分红比例,但未载入股东名册的技术入股人,能否认定为股东;2.技术入股的股东参与公司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劳务性质的法律认定。

一、隐名股东的资格认定

我国现行公司法律制度对股东资格的取得作出了规定,但对股东资格的认定无明文规定。实践中,实际认缴有限责任公司资本但未载入公司章程、登记文件及股东名册等不具备股东身份形式要件的出资人,被称为隐名股东。有限责任公司依据股东名册向股东履行通知、分配利润等义务,那么隐名股东是否具有股东资格?如果仅以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等源泉性证据作为认定股东资格的主要标准,那么在大股东利用控制公司的机会,隐瞒其他股东向他人出具出资证明书,任意扩张股东范围时,将无法有效保护其他股东对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基本预期;但如果完全秉持外观主义,以公司章程、登记文件及股东名册的记载为确认依据的话,则对实际享有股东权利的实际出资人造成某种不公平。

关于股东资格的认定,审判实践中坚持以下判断标准:公司未置备股东名册,股东名册未予记载或记载错误,但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具有股东资格:1.当事人与公司就股东资格有明确约定,并且其他股东对实际投资人的股东资格予以认可;2.根据签署的公司章程、实际出资、持有出资证明书或者实际行使股东权利等事实可以认定当事人股东资格;3.根据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赠予协议、法院判决书等法律文书等证据可以认定当事人股东资格;4.自然人股东死亡,当事人为合法继承人,而公司章程对于股权继承没有相反规定。

本案中,佳益公司与王某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佳益公司以所出注册资金占85%的分红股权,王某以长输管线安全系统软件前期开发成果以及后期技术投入占注册资金15%的分红股权。某公司成立后,王某虽未载入公司股东名册,但鉴于王某与佳益公司已以协议方式约定王某的分红股权,表明佳益公司认可其王某股东身份,且该约定不存在违反强行法规定的情形,法院据此认定王某为某公司的隐名股东,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

二、股东身份与其作为劳动者身份竞合时的认定

股东的出资方式分为资金入股和技术入股,实践中,股东在其股东身份之外,同时享有公司的经营管理权,担任一定职务并向公司提供有偿劳动的复合现象时常出现。此时,股东是否具有劳动者身份,具体认定因入股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一)资金入股。以资金方式入股的股东,其作为股东的义务一般表现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额并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且在设立登记后,不得抽回出资。资金入股的股东一旦缴纳所认缴的全部出资,则完成了相应的出资义务,享有股东身份。实践中,资金入股的股东常常为实现自身股份权益的增值,而直接参与经营管理和公司运作。在股东身份外,对其是否还具有劳动者的身份,则取决于其是否与公司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即考察双方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用工事实。在这种情形下,股东作为劳动者与一般自然人作为劳动者的认定标准是一致的。

(二)技术入股。技术入股就是将技术作为股份进行投资,投资方不需拿出一定数量的资金,而是以其技术成果和技术支持作为投资入股。由于股东出资标的系技术成果、技术服务等无形资产,因此除了要把入股技术的财产权转移给公司,技术入股股东还需要承担必要的技术指导服务等附随义务,以便使技术入股型公司的员工掌握图纸、技术说明书等文件以外的实际运用、操作性知识,促进技术成果的实务转化。其表现形式包括辅导和培训有关人员,使其掌握有关技术;在约定的期限内,处理有关的入股技术障碍,指导操作,保障生产顺利进行等。

因此,与资金入股不同,技术入股股东为履行自己的出资义务,在参与公司运营过程中必然伴随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和劳务输出,这使得技术入股者的劳动附随义务与其作为公司劳动者的身份极易发生混淆。如本案中,判断王某在某公司提供劳务的性质,是与公司建立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还是履行其作为股东出资的义务,则应着重考察王某参与运营进行的劳动投入是否是其作为技术股东的附随义务,并结合劳动关系成立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对案件事实进行综合权衡和判断。

三、以技术出资的股东基于股东义务提供技术支持等劳务,不应认定构成劳动关系

本案中,虽然双方当事人已签订书面《合作协议》,但仅能作为双方对王某股东身份的认可;至于双方是否成立事实上的劳动关系,还需结合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判断:

(一)劳务投入是否在技术入股的范围内。对于技术入股的股东,除了要将入股技术的财产权转移给公司,即本案双方在《合作协议》中约定的,以长输管线安全系统软件前期开发成果作为注册资金;还需要承担相应的技术劳动服务,也即是此案中双方约定的后期技术投入。王某作为某公司技术出资的隐名股东,为了实现入股技术的商业价值,对外招聘技术人员,组建技术团队,表面上看,似乎具有从事公司管理的劳动者行为,但实际上其劳动投入是为使长输管线安全管理系统软件转化为商品,促进技术成果的实务转化,履行其作为技术入股股东的技术服务义务。因此,王某提供的技术劳务,是基于其技术出资股东的义务而承担的必要技术服务,不应认定为劳动关系。

(二)劳动关系成立与否的证据支持。本案中,王某主张自己事实上担任了某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并从事了公司的人事招用、市场开发、技术负责等工作,双方具有劳动关系。但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谁主张,谁举证”,王某应负有对双方劳动关系成立的举证责任。而诉讼中,王某虽主张双方建立了劳动关系,但不能提交劳动合同、工资发放证明、社保缴费记录、职位聘书甚至考勤记录等能够证明双方事实劳动关存在的证据,故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三)双方的利益期待与风险考量。从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看,王某对某公司的利益期待是长输管线软件转化为商品项目后所带来的投资分红与潜在利益,而非固定的劳动报酬。而某公司选择王某作为合作伙伴、公司的股东,目的在于积极实现长输管线软件项目的市场化预期,平等互利、共担风险。本案中,某公司从未向王某发放副总经理的聘书,工作期间,某公司也从不对其进行管理和考勤,或付任何形式的报酬,对此,王某亦未提出任何异议或权利主张。这足以说明双方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自愿成立合作关系,那么,对于合作协议失败所带来的风险也理应由双方共同承担。本案中,某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从未对外签订过一份正式合同,不得已宣布解散。在分红无望的情况下,作为合作方的王某此时提出确认双方的劳动关系,不排除有逃避承担风险的可能性。

综上,王某作为某公司的隐名股东,以技术入股并享有分红股权,其作为技术入股人参与某公司运营是基于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提供的技术支持是其作为技术股东的附随义务,不能就此认定为其与某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本案的判决体现了对契约精神的倡导和平等主体间协议的法律保护,具有司法实践的指引和示范意义。作者:蔡茂 李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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